2018年6月26日 星期二

時事評論:政府落實家庭友善政策 讓家庭重拾教養功能

上週日是一年一度的父親節,天下所有父親應當高興,跟家人一同慶祝。但是,香港的父親卻不因此節日而感到歡喜,因為根據民建聯調查發現,在受訪的587位父親之中,逾四成父親每天陪伴子女的時間少於1小時,當中一成更少於15分鐘,在欠缺足夠互動之下,嚴重影響親子關係。其次,逾五成受訪者指,因為工作太忙,致陪伴子女的時間不足。再者,逾三成人指,子女會抱怨親子時間不足。
家務壓力大影響情緒
不但父親對家庭感到壓力,就連母親也是如此。根據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調查發現,在受訪的336位母親之中,五成兼顧工作及家庭的雙職婦女,因家務壓力而令情緒起伏大。其次,逾四成受訪者每天要花1至2小時做家務,花3至4小時的有約兩成半人。再者,近三成人指每天的私人時間不足1小時。結果顯示,過半數受訪者表示,過去半年,在壓力下情緒有大起伏,容易發怒。甚至有六成受訪者指,曾因處理太多家務而令自己生病,包括頭痛、胃痛等等。

年青人都不願意生育

由此可見,在香港為人父母甚艱難!正因如此,現今許多年青男女都不願意生育,逃避為人父母的責任。根據香港婦聯的調查發現,在813位年齡介乎20至49歲的受訪者之中,只有47%願意生育,較去年的72.5%大跌。至於男女的生育意願方面,有52.9%的男性表示願意生育,而女性則只有47.1%,這是首次發現女性的生育意願低於男性。其次,調查發現影響生育的原因主要是房屋問題,有83.2%受訪者認為房屋問題嚴重及住屋空間不足。再者,「育兒經濟壓力大」,以及「工作繁忙,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小朋友」亦是青年男女不生育的主因,分別有81.8%和79.9%。最後,有56.2%受訪者認為政府對有子女的家庭支援不足。
香港青年男女不願生育導致社會出現「少子化」、「人口老化」,以及「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嚴重影響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另外,香港的父母忙於工作,缺乏親子互動,導致子女缺乏教導,容易誤入歧途。例如,香港近年發現多場反政府運動,包括「反國教」、「佔領中環」和「旺角暴動」等等,參與者大多是十幾歲至廿幾歲的青年人。他們入世未深,缺乏父母教導,反而受到個別有心人士的唆使,參與非法行為,最後被捕並受審判刑入獄,前途盡毀。

青年誤入歧途共通點

這些誤入歧途的青年人有着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的家庭都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問題。在香港,正常的家庭大都是父母加上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但是,因着各種原因,香港現時部分家庭變成「隔代家庭」、「單親家庭」和「跨境家庭」等等。在正常的情況下,「核心家庭」發揮着不同功能,包括照顧、情感、經濟、娛樂,以及社教化等等。然而,在問題家庭之中,以上各種功能均被削弱,特別是社教化功能。中國古語有云:「養不教,父之過。」在現今香港,養而不教的父母大有人在。這不是他們逃避責任,而是香港職場高度壓榨雙職父母,使他們未能盡教養子女的責任,最終導致子女誤入歧途,受人唆使,以身試法,抱憾終身。
有見及此,為了改善以上問題,政府應推行家庭友善政策,實行5天工作周、彈性上班時間、增加法定假期,僱主托兒服務等等,並盡快落實女性14周全薪假,以及男士5天侍產假,以鼓勵巿青年男女生育。另外,政府應增加房屋供應,為育有子女的家庭優先提供公屋或居屋,締造有利生育環境。

政府反應總是慢半拍

對於以上建議,香港政府總是「慢半拍」。例如,立法會早在2001年提出推行「男士侍產假」,但因勞資雙方僵持不下,致使政策胎死腹中。結果,部分青年人在缺乏父母教導之下,參與了2012年發生「反國教事件」、2014年發生「佔領中環」,以及2016年發生「旺角暴動」,這證明香港政府延遲落實家庭友善政策,有機會導致各種反政府運動的出現。有見及此,政府終於在2015年落實「男士三天侍產假」,而在2018年修訂僱傭條例,將男士侍產假由3日增加至5日。這雖然是亡羊補牢的政策,但有總好過冇。筆者希望政府在推行男士五天侍產假之後,逐步落實其他家庭友善政策。惟有這樣,香港的下一代才不致「有爺生,冇乸教。」
原文刊登於《HKG報》26/6/2018

2018年6月12日 星期二

時事評論:從G7和上合峰會看國際外交新形勢

6月9日,世界多國分別在兩個地方舉行兩個國際峰會,第一個是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峰會(G7)」,第二是在中國上海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合)」。同樣是國際峰會,但兩個峰會的結果卻差天共地。G7峰會結果是不歡而散,毫無成果,而上合峰會卻皆大歡喜,碩果豐盛。
首先,我們來看G7的來龍去脈。G7創始於1973年,目前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及日本,該峰會的主要目的是讓與會領袖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交流意見,促進盟友的關係。以往的G7峰會,西方已發展國家都能同聲同氣,為全球化而作出努力,促進全球經濟發展。但是,今年的G7峰會卻一反常態,美國總統特朗普未開完會便因「美朝會議」而中途離場,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會後發布一張充滿火藥味的照片,圖中美國總統特朗普端坐中間,默克爾與盟友圍着他。默克爾身體前傾,一副質問的攻擊姿態,而特朗普則一副無所謂的強硬姿態。由此可見,G7各國內部矛盾極為嚴重,路人皆見。
造成G7各國內訌的原因有兩個。第一,自從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後,主張「美國優先」。為了讓美國經濟重新振作,不惜開罪世界各國,例如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並和中國展開貿易戰。在這次貿易戰之中,美國對包括盟友在內的所有國家徵收鋼鋁關稅,後來才給予盟友兩個月的豁免期。在這兩個月之內,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戰打完了,開始進入實質性談判。這時候,特朗普反戈一擊,不再對盟友免稅,於是雙方矛盾激化,開始進入歐美貿易混戰。第二,美國在五月份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重新發動對伊朗的制裁,封鎖了伊朗對外所有經濟活動。但是,歐洲各國在伊朗均有大量投資,收了伊朗的大筆訂單。如今美國突然制裁伊朗,使歐洲各國血本無歸,加劇歐美之間的矛盾。
除了德國對美國表示不滿之外,就連法國總統馬克龍也一改態度,對美國表示嚴重抗議。回想今年四月馬克龍訪美期間,他與特朗普稱兄道弟,特朗普還親自為他撥走肩上的頭屑,而馬克龍也專門送給特朗普一棵代表友誼的小樹苗。但是,在這次G7峰會,馬克龍送給特朗普是一次「強力握手」,把他的手都握白了,藉以展示實力,一挫美國的銳氣。
其次,我們來看「上合」的來龍去脈。上海合作組織於2001年成立,成員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成立以來,解決了中國與中亞多國和俄羅斯的領土糾紛,並深化反恐等方面的區域合作。作為「上合」領導國之一的俄羅斯,在今次峰會大有收獲。第一,俄羅斯總統普京獲得中國第一枚「友誼勳章」,表彰他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和促進中外交流合作、維護世界和平中作出傑出貢獻,也展示了俄羅斯與中國的特殊關係。第二,俄羅斯獲得200億人民幣的核電大訂單,包括《田灣核中站7, 8號機組框架合同》、《筡大堡核電站框架合同》和《中國示範快堆設備仈應及服務採購框架合同》。然而,這合作項目原本是準備採用美國AP1000技術機組,但因着中美爆發貿易戰,改為與俄羅斯合作,這也是中俄最大的核能合作項目。第三,俄羅斯獲得了CR929大飛機的共同研發權利。2017年,中國獨自成功研發CR919載人民航機,本來可以自行研發CR929,但考慮到中俄是命運共同體,中國讓俄羅斯共同研發CR929,加入俄羅斯的尖端航空技術,並讓俄羅斯佔有50%股份,共同分享歐亞龐大的航空巿場,讓俄羅斯經濟能以可持續發展。
獲得如此厚禮的普京,也很識趣的回應習近平的好意。他在六月初於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接受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獨家專訪,談到與習近平的關係,指習近平是唯一一位和他慶祝生日的國家領導人,二人喝伏特加、吃香腸。普京認為習近平平易近人、待人真誠,同時也是非常可靠的伙伴,因此對他而言,習近平是位愉快的合作伙伴和可靠的好朋友。另外,在「上合」峰會期間,普京與習近平一齊乘高鐵前往天津,出席中俄友好交流活動,觀看中俄青年冰球隊比賽。在天津的晚宴上,普京還親自動手試做「狗不理」包子和煎餅果子,而習近平也吃得津津有味。由此可見,普京在公在私都與習近平關係密切,反應中俄關係牢不可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其實,G7峰會失敗反映西方經濟嚴重失衡,挑起西方各國的深層次矛盾。第一,西方內部巿場已經飽和,經濟難以增長,但又不能再以軍事力量去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加上多個國際金融危機,顯示西方經濟已響起警號。第二,美國高舉「美國優先」旗幟,反全球化而行,退出多個國際協議,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企圖挽救本地經濟。在維護美國經濟的時候,必定損害西方盟友的利益。第三,美國和主要盟友在戰略路線上已存在嚴重分歧。例如,歐洲和中國都有意加強合件,以制衡美國的獨大。歐洲各國近年積極擴大對華貿易,以挽救2008年金融海嘯後疲憊的經濟,中國就此也向歐洲購入大量國債。然而,歐洲這種做法與美國的「圍堵中國」政策背道而馳,在中歐關係提升的時候,也意味着歐美關係進入交惡期。
相反,「上合」峰會成功反映以中俄為首的全球發展戰略是正確的。第一,中俄領導的「上合」組織大是按照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原則來推進經濟合作。例如,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對外輸出資本、技術和人員,為發展中國家推動基礎建設,讓這些國家看到了與中國展開經濟合作的好處。第二,「上合」組織全都是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濟相對落後,卻擁有龐大的巿場,例如中國擁有14億人的巿場,而且巿場需求不斷增長,為歐洲經濟帶來強大的動力。中國透過把自己的巿場與歐洲國家對接,進行巿場互補交換,帶動相關國家經濟增長,也擴大中國的經濟板圖,達到經濟全球化。第三,「上合」組織由中俄共同領導,兩者同是經濟與軍事大國,使組織內的經濟安全有保證。以往,拉丁美洲和日本曾是經濟發展蓬勃的國家,卻都因為美國藉故搞事,致使經濟大幅下滑,一蹶不振,給美國「剪了羊毛」。現在,美國實施「重返亞洲」政策,多方圍堵中國,就是要重施故技,務求剪掉中國的「羊毛」。然而,中國絕對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任由美國宰割。而且,現時中俄走在一起,形成強大的經濟與軍事聯盟。面對兩個擁有核武的國家,美國不敢造次。因此,在其他國家眼中,中俄領導的「上合」組織是穩如泰山,能夠參加便是坐上了快速高鐵,而絕不會是搭錯沉船。
因着G7峰會失敗,西方各國也開始反思與美國的關係。既然美國不當你是盟友,認為西方各國是任宰的羊牯,所以西方各國也無需對美國盡盟友的義務。反而,西方各國應準確判辨時勢,加入「一帶一路」的陣營,共同發展歐亞非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經濟全球化出一份力,造福世界萬民。
原文刊登在《HKG報》12/6/2018

2018年6月6日 星期三

時事評論:香港街頭表演的困局與出路

旺角是九龍的中心地帶,人多車多,空氣嚴重污染,生活環境極差。有見及此,運輸署於2000年向區議會提交文件,建議在西洋菜街劃出行人專用區,用以減少車輛來往,改善空氣質素,讓巿民悠閒散步,令社區變得更好。
但是,這項試驗計劃經歷18年直到今天,當初預期的美好環境沒有出現,反而令西洋菜街變成污煙瘴氣,神憎鬼厭的地方。例如,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行人專用區被一眾人士侵佔,包括跳舞大媽、雜耍大叔、彈琴西人,唱歌日本人,法輪功,以及鳩嗚團等等。雖然他們的性質有所不同,但同樣擁有一個揚聲器,同樣調高聲量,落力演出,為求自娛與打賞。就着一般巿民與遊客來看,這是本土特色。然而,就着當地居民來看,這造成嚴重滋擾。例如,居於附近大廈五十多年的住客住客指出:「佢哋由朝嘈到晚,有咁大聲開咁大聲,永遠要閂埋房門同窗,搞到好焗,好多時嘈到有人撳鐘都聽唔到。」
根據警方數字,旺角行人專用區實施18年,有關噪音投訴數字逐年上升,並以過去6年最多。例如,2017年接獲1236宗投訴,發出77張傳票。正因如此,行人專用區自2000年實施以來,因噪音投訴而曾三度縮短開放時間,由每星期7天減至現時星期六和星期日,以及公眾假開放。

街頭藝人頓失依靠

為了解決旺角行人專用區的噪音問題,油尖旺區議會於5月開會,討論由4名經民聯議員提出的取消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動議,最終獲15票贊成、1要反對、1票棄權通過。從此以後,行人專用區便會在旺角消失,噪音問題也將會得到舒緩。但是,由街頭表演者衍生的噪音問題會在本港消失嗎?還是將問題從旺角轉移到其他地區?
香港是亞洲娛樂事業的集中地,擁有多個大型室內場地供藝人舉行演唱會,例如許冠傑於1983年首創紅館演唱會。自此以後,亞洲一眾歌手均以登上紅館舞台演唱為目標,而聽演唱會也成為香港人平日的消閒娛樂活動。但是,只有大歌星擁有財力雄厚的唱片公司支持,舉行大型室內演唱會,而一眾「奀星」只好到酒廊擔當駐場歌手,或是到街頭演唱,滿足他們的表演慾望以及賺取微薄的打賞收入。對於這些街頭藝人,旺角行人專區是他們的天堂,讓他們有展現才華的地方。然而,隨着取消行人專區,這些街頭藝人便頓失依靠,不單是斷絕收入來源,更奪去他們唯一能演出的地方。

噪音來自三教九流

環顧世界,各地均有街頭演出節目,例如在意大利水鄉威尼斯,有些藝人會在街頭演奏西他琴,有些則表演弦樂二重奏。當地居民與遊客均表示欣賞與支持,絕不會投訴他們噪音滋擾。反觀香港,旺角行人專區被投訴噪音滋擾,源頭不是來看本地街頭藝人,而是來自三教九流的「表演者」。筆者曾經多次到訪旺角行人專區親身考察,發現部分演出者來自內地,操國內口音,歌藝極差、舞姿欠奉,卻把伴奏音樂的聲量調至最高,使人感到不是悅耳動聽,而是討厭難聽。更甚者,這班缺乏聲色藝的「表演者」通常「生人霸死地」,有組織地趕絕真正的街頭藝人,使真正的藝人絕迹行人專用區,只剩下不學無術的「表演者」。面對此等劣行,難怪行人專用區變成污煙瘴氣,神憎鬼厭。
因此,若要解決旺角行人專用區的噪音問題,「殺街」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更會殃及池魚,扼殺真正街頭藝人的生存空間。有見及此,民政事務局應參考西九文化區的發牌制度,透過發牌監管街頭表演者的質素和行為。每位演出者均需經過審核和測試,證明具備一定程度的表演水準,才給予演出牌照,容許他們在指定地點和時間進行演出,要求他們遵守演出守則,並允許他們獲得打賞。對於以上的建議,本地街頭藝人均表示支持。例如,花式足球世界盃分站冠軍施寶盛認為,表演者互相尊重,不會「鬥大聲」,能解決原有的噪音問題,希望政府不要一刀切「殺街」,落實發牌制度。除此以外,民政事務局應在全港各區物色合適街道及場地,重開行人專用區,供街頭表演愛好者推廣本地藝術文化。唯有如此,香港才能發揮亞洲娛樂基地的角色,不致淪落成為文化沙漠。
原文刊登於《HKG報》6/6/2018